1、行军打仗的“兵不厌诈”

“兵不厌诈”这四个字，出自《韩非子·难一》： “臣闻之，繁礼君子，不厌忠信；战阵之间，不厌诈伪，君其诈之而已矣。”其意思就是：用兵作战打仗的时候不排斥使用运用诡变、欺诈的策略或手段克敌制胜。

这兵不厌诈的重点就在这个“诈”字上。说的简单点，就是用欺诈的手段来迷惑敌军，为我方的胜利做准备。战场上，胜败才是王道。所谓行军打仗中的耍诈，其实也是兵法的一部分。大胆地揣测敌方，做出预判。

有人说，行军打仗靠的那是两军实力，靠耍诈取巧得来的胜利，这叫胜之不武，实在是小人之举，有失了大将风范。

这话，说的就是有偏见了。

其实在行军打仗时用“诈”这一招，也是一招险棋。因为从开始使诈的那一刻起，接下来做出的预判，根据预判所做的决定就是一场心理之间的博弈了。因为战场上风云变化万千，稍有一步和预判出现偏差或者出现意外，那么整个战局就会扭转。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诸葛孔明，能算到东风会来，会算到司马懿会被吓走。

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两军交战时，使诈其实是更加考验一个军队的综合实力。

一个武力再强，装备再精良的军队，如果不懂得如何规划，只知道靠蛮力取胜的话，那他就不叫军队而是山匪。所谓“诈”，其实就是兵法的一种。什么“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”用的都“兵不厌诈”的诈字。两军交战，有时候拼的反而不是将士多少，兵器好坏。

因为历史上，以少胜多，以弱胜强的战争其实不少，这些看似不可能赢得战争背后，有些靠的是环环相，扣令人惊叹的计谋取胜。而有些靠的则是“兵不厌诈”的道理，进行的大胆博弈，最终取得胜利。这其中就有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——城濮之战。

晋国和楚国交战，双方实力悬殊，但从兵力上来看晋国更本就不楚国的对手，更何况晋文公还答应了子玉要退避三舍。但是，晋文公的舅舅子犯却劝晋文公利用对方在战争中还过于注重礼仪，讲究诚信的特点使用计谋，这样可以迷惑对方，获取胜利。

晋文公听取了舅舅子犯的意见，在和楚军交战之时，佯装失败，伺机逃走。这就引得楚军追赶，晋军这是率伏兵出击，是的楚军受到夹击，从而大获全胜。

这，就是兵家之道中的“兵不厌诈”。

2、君子重礼的“重信重义”

我们现在习惯了接受“兵不厌诈”这个观念，对于战争中的“重信”这个观念难以理解。其实，在春秋战国的时候，作战的时候“诚信”是很重要的。

先秦诸子都很重视诚信，儒家的孔子、孟子等人把“诚信”作为个人道德修养中的主要修养。而墨家则认为，对道义的忠诚和守信是诚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受到诸子百家的思想影响，当时很多重视礼仪的君主打仗时，都十分注重行军是的“礼”“义”“信”“道”等。就像前文中提到的城濮之战中，正是晋文公的舅舅子范，发现了楚国军队行军打仗时对诚信的重视，讲究礼义，才能出其不意，将楚军击败，取得胜利。

看上去，讲诚信的打仗在两军交战的时候是不占优势的。但是现实并不完全是这样。兵家之道，对于“信”的理解更多的是在对作为军队将领的一项要求。这种“信”主要是在“赏罚分明”这一制度上得到体现。真正优秀的将领，也不会在两军对峙时，因为一昧的讲究诚信落败。

国家治理时，颁布法令要赏罚分明。同样，在行军打仗的时候，也是需要严明军纪，赏罚分明。孙膑认为，要成为将领就要具备“忠”“信”“敢”这三种品质。《孙膑兵法》中这样写道：“安忠？忠王。安信？信赏。安敢？敢去不善。”对君王忠诚，对手下的士兵的赏赐有诚信，宽对手下的士兵，对不好的事情敢于破除，这才是一个合格的优秀将领。

《孙子兵法·计篇》中也写道：“将者，智，信，严，勇，严也。”所以，可以充分的说明，“信”其实是对将领的一种要求，要求的是赏罚分明。也只有赏罚分明，才足以在士兵之中立下威信。

将领率领军队作战时，重视诚信礼仪，但是这不代表着刻板的去遵守这个规则。相反，一个重礼守义的将领反而可以在军营之中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，可以凝聚起军心。从团结这个角度来看，作战是重视诚信并不是一件坏事。相反，在军队中更要做到“无信不立。”

3、兵家之道的“诈”与“信”

确实，在先秦时期，甚至包括后世的兵法之中，“兵以诈立”这句话从来就不是错的。但是，行军打仗靠的也绝对不仅是一个“诈”字。所谓的“兵以诈立”，其实更多的是考验了行军打仗中对全局的把控，还有对未来局势走向的猜测把控。绝不是简简单单的耍个计谋就能取得全局的胜利。所以，觉得行军耍诈者不是靠实力取胜的大可不必这样想。

《孙子兵法·军争篇》说：“故兵以诈立,以利.动,以分合为变者也。故其疾如风,其徐如林,侵掠.如火,不动如山,难知如阴,动如雷震;掠乡分众,廓地分利,悬权而动。”所以，在兵家看来，打仗其实是一个很灵活的事情，要善于使诈。而作战环境周围的一草一木，都可以被利用起来。

总之，一个善于以奇招制胜，出其不意的战略家才是被兵家推崇和认可的。单纯的死板的打仗，其实是不被兵家倡导的。只知道硬碰硬的战争也不能体现出，兵家的智慧。

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：用兵诡诈，奇险制胜的背后确实是对诚信被背叛。

但是在战场上，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战场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，他不是歌舞升平，丝竹管乐的欢乐场，在战场面对的问题只有一个，那就是：生与死。而在这个生死的背后，背负的是一个国家。

所以，在战场上和对方讲究诚信道义，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负责任。宋襄公当年就是因为太讲究诚信，才被楚国击败。现在看起来，这样的行为完全是对自己军队和子民的不负责任，甚至有些迂腐了。

但是，战争也并不是完全不讲诚信的。就像晋文公为了实现当年的承诺真的做到了“退避三舍”。因为受到诸子百家的思想影响，加上“信”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里也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，军事诚信一直是被宣传的。

“诈”与“信”看似是两个矛盾的观念，但是都是兵家行军打仗的两大法宝。我们要搞清楚的是，“兵不厌诈”和“重礼信义”是不矛盾的两个独立个体。战场是特殊场地，不可能遵守和谐社会中的一些规则。“兵以诈立”，其目的是为了赢得战争，换取和谐。

这和用欺瞒的手段去满足自己的欲望不同，所以在看待对战用“诈”的时候，眼光不能局限在用“诈”本身，当你把思维转向整个战争的时候，所谓的“兵以诈立”其实只是一种行军手段。

而用计谋的本身，也不是为了抛弃诚信。“兵以诈立”其实也只是一种近乎于无奈的权宜之计，我们并不能因为他在客观上和诚信等美德不符，就粗暴的否定他的价值。而且在这些诡诈之中有很多是现在都值得去学习的，这其中也是包含着大智慧的。

“兵以诈立，人以信立。”无诚信是不可能质量好军队的。在兵家法则中，军事诚信更多的还是，将领对士兵的信，严明军纪，赏罚分明。虽然，在两军对峙过程中展现出的诚信道德十分难得，但是过于诚信就会痛失战绩，从而惨败。

综合来看，由于战场的特殊性，兵家是主张“兵以诈立”。但是将领在对手下士兵时，说到做到的诚信不二。只有诚信的法令才能够保证一个军队的凝聚力,只有有凝聚力的军队才可保证他背后的国家安稳，百姓幸福。兵家不是不注重诚信，只知道取胜，只是兵家注重的诚信和平时要求的诚信有区别。

行军不同于治国，各有各的方法。如果总拿不属于它的标准去要求它，得到的只会是一个牵强的结果。还是那句话：“兵以诈立，人以信立”，都是兵家行军制胜的法宝，何必要相互强求，分个高低贵贱。

本文到此讲解完毕了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